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更新于2020-07-20 16:44:33
306
阅读
99
回复

「理蕃事业到此即为最终良果。永久不忘。」──《台湾日日新报》,1915年1月15日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100年前被视为应该「永久不忘」的大事在今天好像没什幺人注意。

这件事造就了一个政治地理结构,而若没有这个结构,2014年11月底的县市长选举结果的地图或许是这样: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历史是众多变数造成的,毕竟不能以「假如」去推想。这张图只是为了突显:现在台湾全岛皆由同一个政权统治的现实构造是晚近某个历史过程所造成的。此处所谓的「晚近」是相对于台湾数千年的历史。

遗世独立的海岛,原住民部落组成的拼图

关于400年之前的台湾历史,我们所知的极其有限。但我们几乎可以确言:自台湾有人居住以来,这个岛屿在绝大部份的时间内并不是由单一政权管辖。

没有任何证据能告诉我们说,台湾原住民曾经组成全岛性的政治构造。而且,从原住民的技术能力(含资讯传递的方法)、人口组成、经济型态与世界观(含政治观念)等方面来看,他们极难在本岛错综複杂的地理环境中创造出这种政治构造。

最有名的「大肚王国」位于中彰投地域。它形成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中,那种「部落共主」式的鬆散结构限制了其扩张能力。即使有某位「大肚王」梦想征服世界(台湾)而建立一支强大军队,这位台湾版成吉思汗也不太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计划,甚至他的孙子都未必能够达成祖父遗志。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是多幺困难的一件事。

难以达成并不等于「绝不可能」。假如台湾遗世独立的状态持续到今天,亦即让原住民多拥有四个世纪,继续独享这个空间,那幺,来日首批上岸的外来者可能会被「台湾联合王国」的军警逮捕——喔,不对,国名或许不是台湾,且绝不会是福尔摩沙,而是以某种原住民语命名,这个假设中的国名或许意指「神宠之地」或…「海中乐土」等等。可是,您是知道的: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因为接连来到的殖民者改变了一切。

荷兰殖民地:红毛番的嘉南平原

从现在算起的九年后,亦即在2024年,我们应该会记得为荷兰人在台建立殖民地举办纪念活动吧?距今390年前,他们从「低地国」来到日本人所谓的「高山国」,在当年还是个海湾的台南市安平区落脚,以此地为中心据点,向内陆扩张势力範围。彼时的荷兰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在来到台湾之前,他们已经发明了显微镜与望远镜。虽拥有种种技术优势,荷兰人在台的38年期间内并未佔领全岛。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宽鬆而言,荷兰人势力所及的範围围绕着岛屿中央的山区,在平地勉强构成一个环状。在这个其实是断断续续的环状地带,他们的有效控制範围顶多仅止于浊水溪到高屏溪的平原,另外还有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的鸡笼、淡水两个要塞地及其周边;其它的地方则只能算是被他们间接统治(请参阅中研院台史所的「部落集会区」地图)。山区则几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的天下,因为一进入山林作战,荷兰人的武器优势顿失,处境比300年后在越南丛林中的美国大兵更悽惨。

荷兰在台湾建立殖民地之首要目的是在这个岛屿拥有据点,便利荷兰东印度公司跟中、日贸易往来。土地的拥有是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次要事项,所以他们部署在台湾的部队相当有限。其兵力盘据一方有余,但绝对不够他们持续地投入于征服与佔领。曾在台湾北海岸建立两个要塞的西班牙人也一样。由于兵员人数不足且缺乏来自菲律宾的奥援,西班牙军队在荷兰大举进犯时,寡不敌众,无奈地让出鸡笼、淡水。几年之后,这个故事的加强版在南台湾的荷兰基地上演。

由于平常没在平原上广布守军,荷兰人在热兰遮城(Zeelandia)遭郑成功军队包围时只能指望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Batavia)派兵遣舰来解救苦难同胞,完全没有陆上的后援部队来对郑军进行反包围。仅从这场战役就可看出,荷兰人在嘉南平原上仅以机动方式维繫其霸权。

郑氏三代:嘉南平原上的短命小霸王

赶走「红毛番」的郑成功当然不是来替西班牙人报仇,但也不是来「收复」台湾。「收复」两字在此绝对是昧于事实或故意歪曲历史的产物。事实上,汉人未曾统治过这个地方(何况,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当时有资格说「收复」失土的人只有原住民。讲难听一点,「国姓爷」是「跑路」来这里的。虽然郑成功仍掌握厦门,但是情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因而打算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大后方」。

郑氏三代从未统治过整个台湾。郑成功在夺下荷兰领土的四个月之后突然发狂,旋即去世。郑经之军事才能远逊其父,而且还在三藩之乱期间亲自跨海回福建领导作战,多少耗掉可供在台湾扩张的能量。郑氏三代在台湾的统治前后仅21年,其实际掌控的範围相当有限。相较于荷兰人,他们最主要的军事突破是侵略大肚王国。虽曾向北用兵,东宁王国主要的统治区域仅限于台南至高雄北部的沿海地带,亦即他们所设置的「一府二县」:

图四:叠图为〈明郑时期台湾行政疆域图〉,引用自:c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文化地图系统》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黄色部份为慕容理深所加。

在这个区域以外,郑氏王国向南、向北各设置了一些军队屯垦区。这些点状分布的据点最北在现今的嘉义县鹿草乡,最南到高雄后劲、仁武一带,最东到台南市山上区。全部加起来,真正在郑氏王国手上的土地面积不见得比现在的台南市大到哪里去。

清帝国领域:历时230年仍未完成的环形

清帝国之所以要消灭郑氏王朝,本是为了防止他们再度跨海来「反清复明」,并非要取得其土地,因为台湾「自古不属中国」(《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十》)、「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康熙皇帝语,见《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十二》)。康熙皇帝最后採纳施琅等人的建议,继续佔领郑氏王国的领土,同时严限人民渡海到台湾,以免「奸宄之徒窜匿其中」。用现代白话讲,要防止这个地方又变成「反攻大陆」的基地,所以要阻止汉人来到这个天高皇帝远的鬼地方。

由于这种边防为主的守势心态,清帝国在台湾长期未积极派遣军队去开疆拓土。让原住民继续保有他们的地盘:这种态势有利于清帝国的战略布局,因为可以抑遏汉人在此地的发展。稍微更仔细一点讲:清帝国在台的统治长期地操弄利用汉人、「熟番」、「生番」之间的矛盾(详见柯志明的《番头家》)。使各族群互相牵制、彼此相残,这样一来,帝国就不必维持大量的军队在这个边境地带防堵反清势力。

不过,从最初的设官治理到最后的割让撤守,在长达212年的期间内,清帝国在台湾的领地还是扩大了好几倍。朝廷虽长期维持最初的「渡台禁令」,但既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闽南、粤东乃就近利用移民台湾来舒缓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在一波波移民的巧取豪夺下,原住民的土地变成汉人的财产。另一方面,面对日渐强势的汉人族群,部份原住民改变族群认同,变成了汉人。关于这个複杂过程,以上仅作简单描述。在此,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族群领域的主要变迁。

柯志明之巨着《番头家》附有一张超精细的乾隆15年、25年(1760)番界地图。藉由该图,我们可以作个今昔对照:在郑氏王国灭亡75年后,现今的台北市已变成汉人的天下,但是如今以放天灯着称的平溪依然属于原住民的地盘;从平溪往西南走,石碇、新店、三峡、大溪、龙潭,乃至于杨梅与湖口两区的南部,也全在「番界」的另一边。由桃园稍向南行:新竹科学工业园区、清大、交大之所在地当时也都属于「番人」的世界。再往南走:今天的苗栗市东界几乎就是当年的「番界」;公馆、铜锣、三义也都还在原住民的掌控之中,三分之二的通霄也是。西部的原住民地域已经完全不临海,最接近海岸的地方就在通霄。

到了19世纪初,汉人已进佔兰阳平原。从兰阳平原经台北盆地,一路沿着中央山脉西麓南下至屏东平原,全部都是汉人的天下。在这个拓展的过程中,清帝国官员跟在移民后面,渐次地把统治区域扩至汉人居民够多的地方(先皇有交代:不能出现第二个郑成功)。这个规模一直维持到光绪皇帝即位前夕的1874年。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接手郑氏王国的领土后,经过了191年,清帝国只统治了半个台湾。

地势天险使原住民得以守住这个岛屿的半壁江山。对于以务农为主的汉人而言,中央山区的经济价值甚低(当时没人想到要种高山水果或高冷蔬菜,而且就算种了,也很难搬运下来平地)。而且,对于汉人而言,那些属于「生番」的山区是个危险的世界。擅闯其中,无异于让自己变成人家的活靶(不少原住民因狩猎的训练与工具而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卫能力)。硬抢已行不通,软招也难施展:历经几个世代的来往交涉,跟汉人有接触的原住民早就看穿汉人的「步数」。此外,汉人自己内部械斗频仍,闽vs.客、漳vs.泉、这庄vs.那庄…讲得夸张些:任何人群区别界线都可能被用来揪团组队,任何藉口理由都可能引爆集体火拼。相较之下,我觉得拓荒时期的美国西部可谓一片祥和。汉人的内斗给了原住民一些喘息的时间。

另一方面,随着生存空间遭外力压缩,许多原住民社群展开迁徙,争抢其他部落的传统领域,而历经百多年的争斗而存活的群体大多是强中之强。械斗虽使汉人武艺精进,但那一点拳脚刀剑功夫还不足以让他们任意挑战山中的「兇番」。

因此,汉人的扩张遇到瓶颈,顶多只能零星地进入恆春半岛西侧与苏澳以南的东部,而清帝国的疆界在1810-1874年期间也就未进一步明显东移。将1874年的帝国边界放到台湾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由地理空间所造成的政治现实: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19世纪出版于欧美的地图有少数标示出这条界线,例如于1892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地图集: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在图七中,纵贯台湾的虚线大致跟我们刚才看到的1874年帝国边界相同。不过,西方人的资讯更新的速度还相当慢。清帝国其实已于1875年开始扩大岛上统治区域,在阿嘉的海角家乡设置恆春厅,并在恆春与苏澳之间设卑南厅来掌管「理番」事务。跟前几次不同的是,此举并非为了因应汉人领域的扩张,而是因为发生在恆春半岛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担忧外国势力以后可能藉机进驻这些「化外之地」。

新设的行政区域是沈葆祯「开山抚番」政策的体制配套,目的在于打通花东纵谷,藉以控制苏澳至恆春的东岸。很多台湾人在中学时只读到简略到不能再简略的「开山抚番」,而历史老师也未必讲述其内容与结果(现在的老师平均素质较高,有些人可能会讲得仔细些)。单看这个名词,人们会误以为这个政策使得「山区」全部开发、「番人」悉数归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最显着的事实:因沈葆祯新政而开闢的八条东西向越岭道路有些才用了两、三年就报废,有些甚至只用了几个月。主因不是偷工减料,而是截杀命案造成的恐惧。无法在沿线达成面的控制,路就不通;路不通,官兵就难以前进控制:恶性循环下,许多条新闢的道路就被大自然逐渐吞噬(当时建造的当然不是钢筋水泥与柏油路面)。开山抚番并非没有成果,但仅从道路经营,我们就可瞥见其限制。

「开山抚番」开始于1870年代中期,配套措施之一是开放移民、移民实边,因此终于解除海禁与山禁(1875)。鸦片战争后,历经三十多年,清廷终于完全理解:不论东洋西洋,洋鬼子比郑成功可怕千百倍。被降级为C咖的郑成功不再被清廷视为具有毒性,于是被资源回收,用来製作疫苗:延平郡王祠正是在这个时候兴建的。

移民实边的效果如何?1905年,日本政府进行「第一次临时台湾户口调查」;调查资料显示,在当时的台东厅(今天的花莲县南端与台东县境内,从花东纵谷至海岸所形成狭长地带,不含西侧的山区),汉人总数仅接近5000,是当地原住民人数的六分之一(山区「蕃地」应未列入统计);以全岛比例而言,台湾每一万名汉人之中,只有15人居住于台东厅的狭长地境。在清帝国统治末期,此地的汉人想必更稀少。就清帝国统治末期的情况来看,当时此地的汉人想必更稀少。由此可见,「开山抚番」最后顶多在花东纵谷沿线建立了一些点状分布的军事据点与汉人聚落,而不是西部平原上的那种稳稳当当的全面统治。

根据中央研究院台湾历史研究所的考证,从1875年到1894年,清帝国在台湾岛设官治理的区域形成一个有缺口的环状。下图中的「台东直隶州」西界与现今花、东县界几乎重叠。对于这一点,我有点怀疑,因为某些前人资料值得商榷。例如编于1889至1895年间的《台湾地舆全图》,此书如此描述预定作为台东直隶州州城的水尾(今之花莲瑞穗):

东至沿海之狮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南至恆春县城三百七十里,西至秀姑峦生番地界五十余里,北至宜兰县交界之苏澳三百一十里。

若按照「西至秀姑峦生番地界五十余里」计算,台东直隶州西界的确是碰触到今天的花莲县西界。可是,所谓的「东至沿海之狮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实在很怪异。狮球山应为现今秀姑峦溪口的狮球屿,该地到瑞穗中央(大约在火车站)不过13公里之遥,绝对不可能是「二百十五里」。这段描述中的南北向距离大致没问题,但东西向的资料宜被打上个问号。

由于未进一步探究,个人还是以台史所的研究结果为準。毕竟,他们下的功夫远比我多。不过,我倾向于认为,清帝国在花、东实际控制的部份可能比较接近日本人在1909年设置的花莲港厅与台东厅之範围: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不论就实际掌控範围或就纸面上的行政区域而言,清帝国在签订马关条约时并未统治整个台湾,而清廷竟在该条约中将「台湾全岛」「永远让与日本」。

20年抗战与台湾全岛一统格局的初步完成

日本军队在1895年登陆台湾后,首先遭遇到的是汉人之抵抗(此处的「汉人」其实有很多是平埔族的后代)。从北到南,这些「竹竿凑菜刀」的义勇军当然不敌现代化的武士。好歹,直到1902年8月,亦即历经整整七年的时间,日本人才摆平了西部平地丘陵地区的武装反抗。小小的台湾西部,就打了七年抗战:当时的台湾人虽然「输人」,但可没「输阵」。

此后,尤其在1907至1915年间,还陆续发生了十余起汉人反扑事件,但这些皆是局部性、小规模的,而且都被迅速敉平。其中最有名的是在1915年未起事即遭追捕的西来庵事件。虽涉事者共300人、而且余党负隅顽抗历时一年,但这个由「皇帝」余清芳为首的「台湾大明慈悲国」毕竟成不了气候。时代已经变了:在世纪初,台湾开始有人远赴日本本土就学,而这个趋势在1907年左右已开始加速。台湾第一代的现代知识份子已经诞生。具有现代观念的反抗运动已在无心插花的情况下埋好了种子——追根溯源,去年的「太阳花」是一百年前就已被预约的产物,其绽放是迟早的事,只待条件适合,一如前个世代的「野百合」。

在敉平汉人武装反抗后,日本统治者将目光转向原住民的领域。总督府于1904年4月召开「第一届蕃务会议」,準备处理「蕃地问题」,正式拉开了原住民命运悲剧的第四幕。

如图一所示,世纪初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西部的统治範围仅止于「隘勇线」。当时的这条界线大致等于1874年的清帝国边界(图五)。日本势力虽已延伸到花东纵谷,但离全面控制原住民传统领域的目标还很远。不同于前几个殖民政权,日本自始即打定主意,要把整个台湾纳入管辖範围,就像日本本土的四大岛那样。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招降最是省成本,但名义上的投降并不够,还要对方缴械才行。日本当时已採现代国家模式,这种国家要把控制力直接延伸到每一个人,绝对排除任何武装组织的中间代理。但如何让那些从未屈服于任何国家权力的原住民部落投降,并说服他们乖乖交出武器?既然这难如登天,武力征服于是成了不二选项。日俄战争结束半年之后,首任东京卫戍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奉派至台湾,接替儿玉源太郎的位置(1906年4月)。征服原住民的军事行动转趋积极。

在军事上,如果说汉人最让日军头痛的地方在于「量」,「质」就是原住民令侵略者投鼠忌器之所在。台湾原住民族盛产体格健壮、身手矫捷之人,而当时仍存在的部落又多是历经「物竞天择」、骁勇善战的胜利组。他们不但拥有枪枝,且据守複杂险峻的山区。征服?谈何容易。

当然,日军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当时已是全亚洲第一强,不但在10年之间打败过清、俄两大帝国,其背后还有欣欣向荣的工业持续地提供后勤支撑。当时尚未有坦克、飞机、毒气,但光是火砲就够让日本人稳佔上风。不过,原住民有个看不见的帮手:细菌。日本人登陆台湾以来,战死的恐怕没病死的多。日本人要适应环境,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总之,双方交锋绝对是硬碰硬。莫怪乎这整场战争陆陆续续进行到佐久间总督在位的最后一年(1915)。

整体而言,日军毕竟处于优势地位。这不必我多言。在那一波波经过缜密计划的军事行动中,以发生于1914年5月的太鲁阁战役最为着称。「太鲁阁蕃」拥有三千多名战士,算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原住民强权。为了战胜这股势力,总督府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作调查、后勤补给等方面的準备。当时年已70的总督更亲自到花莲督军指挥:由此可见当局对这场战役的重视。这场历时两个月的惨烈战役于8月下旬结束;8月28日,台湾神社举行「蕃地平定奉告祭」。

这场关键战役结束,佐久间的「五年理蕃事业」随之进入尾声。此后,殖民政府继续把一些隘勇线向内陆推进,并派遣小规模部队到各部落去没收枪械。翌年一月中旬,只剩下枋山枋寮与恆春地区还在进行收缴枪械的任务。除了枋山枋寮地区的「利基社」,大部份的「生蕃」村社已经顺服;由于枪枝实在有够多,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作业。《台湾日日新报》在1915年1月15日报导此事时预告了「理蕃事业到此即为最终良果」。五天后,亦即1月20日,民政长官内田嘉吉公布「佐久间总督の五年计划理蕃事业终了に际しての训示」,宣告多年来的军事行动至此终结。同年7月,新上任的总督安东贞美将设置于1909年、具有军事性质的「蕃务本署」废除,使原住民事务回归常态的警察单位。

历史的分期很难一刀两断。即使是官方敲锣打鼓地宣告结束的事情,也会像关不紧的水龙头一样地滴滴答答,甚至还会出现绝地复活。

就在1915年2月下旬,花莲有几位不满猎枪遭没收的布农族人起而反抗,攻击日警。这一群反抗者携家带眷,一行260多人展开逃亡,最后翻越中央山脉,逃至位于高雄市桃源区的玉穗山南稜。当地地势险峻、对外完全隔绝,日军根本无法进入,总督只能乾瞪眼。另一方面,自此成立的「玉穗社」守着这个「世外桃源」,不再去挑衅统治者。双方乃不再有任何冲突,就这样过了18年。1933年,在主客观条件变迁下,玉穗社终于决定归顺当局。

在玉穗社归顺前不久,发生了雾社事件(1930)。不论就规模或结局而言,那场悲剧都跟玉穗社的故事完全相反。的确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玉穗社」是最后降服的原住民部落;但他们跟雾社的赛德克人一样,都是先已归顺,后来才起而反抗。两群人都攻击警察派出所(驻在所),先发制人,并藉此取得枪械,恢复自己的武装——他们早先都缴出了枪械。

回到我们的1910年代:在许多原住民部落领域外围,隘勇线依旧存在。殖民政府继续维持着那些通电的铁丝网,或把其中一些更往内陆推移,藉以防範「兇蕃」的危害。不过,整体而言,这些横向隔绝的隘勇线陆陆续续被直通原住民部落的新建道路取代,而撤除隘勇线后的「蕃地」也逐渐划归一般行政区。1920年,总督府调整全台湾的地方行政体制,重划后的「五州二厅」涵盖了整个岛屿。

没有人注意的百年纪念:1915年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

虽然收编原住民的工作在1933年才大功告成,但是总督府已于1915年1月在台湾岛上消除了所有非国家编制内的武力组织,不再需要调兵遣将去征服未取得的领土。此后的动用军警都是为了敉平内部的反叛,而非对付外部的武装势力。所以,在100年前的今天,台湾岛首度完全由单一政权统治。其后,除了局部(玉穗社)或短暂(雾社事件、二二八起义)这几个极少数例外,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今天。

原住民,三个世纪的抵抗

如果没有这个政治结构呢?现在透过快递,花莲玉里的水果在几小时内可以「产地直送」而到达台中大里。假如台湾现在的政治地理界线跟200年前相同,这一趟运送势必通过海关,而且很可能不只通关一次。而如果政治地理界线从乾隆25年(1760)以来都没变动过,情形有时还更複杂:例如,「番界」贯穿现在的台中大里区,当地的「公教街」居民位处「番地」,所以收到的水果可能还要多过一次海关。如此一来,「水果不甜,包换」的广告词恐怕要改成「水果不烂,包换」。

在我们的头脑中,这些情形颇难想像,因为我们出生以来即生活在现今的政治地理结构之中。

即使人人都同意这个结构对台湾人有益,但是当我们回顾1915年1月的这一件大事时,仍不宜说「庆祝」,而只能说「纪念」,因为在这个结构的形塑过程中,原住民被迫放弃其武力、领土与政治独立地位。由于失去这一切,他们从这个岛屿的主人变成台湾最弱势的族群。

儘管被征服,原住民没什幺好汗颜的。前后四波的殖民者在登陆时都是威风八面的军事强权,而且技术水準均远在原住民之上,但是这个面积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竟然过了将近三个世纪才被完全征服。地球上还真的蛮难找得到这幺坚韧的抵抗者。

诚然,这其中有某些因素无关乎原住民的厉害与否,例如台湾岛的複杂地理环境以及侵略者本身的历史限制。但是,即使依恃着旷世无双的天险,即使来犯者是心存犹豫的敌人,自己若无足够的意志与实力,也有可能在短短时间内就竖起白旗。实例不必往太远的地方去找,仅看位于台南的热兰遮城就够了:面对志在必得的郑成功与25000人的围城部队,荷兰的2000守军苦撑了10个月才开城投降;轮到郑成功的孙子守这个地方时,清军尚在澎湖,不敢贸然前进,而且其人数比东宁王国这边的部队还少一万多人,但是东宁王国的权力核心却迅速决定派人去澎湖乞降,向清朝皇帝俯首称臣(当时称「臣」,现在称「先生」即可)。

纪念及其意义

马先生所领导的政府今年为了纪念中国对日抗战「胜利」70週年而编列了一亿元预算。在中央政府债台高筑、逼近举债上限的今天,这真是莫名其妙、倒行逆施。

若要办纪念,整整100年前的「台湾全岛一统格局初成」是今年最值得纪念的事件之一。对于台湾人(包含1945年之前与之后成为台湾人的每一位)而言,这个格局日复一日地在根本处决定着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并且界定了当今政府的主要统治範围。政府完全没有人想到这个100週年,这也就罢了,但他们竟还投注大笔金钱去纪念70年前发生在海峡彼岸的事件。这些人的头到底长在什幺地方?!里面到底装的是什幺?

今年度的政府机关预算在去年就已编列,想必其中没有任何一毛钱是要用于纪念「全岛一统之初成」(何况这是完成于「日本鬼子」的手中)。不过,就算是要举办活动来纪念这件事,我照样反对动用一亿台币,而且连1000万都嫌过多。利用学院场地来办场研讨会、出本书:这样就够了。任何纪念活动,只要预算编得越多,就会产生越多形式化的东西来掏空活动的意义以及…国库。这个国家烧钱空转的蠢事实在有够多,不该火上添油,且应全面检讨。

由于无人闻问,我特地写这篇长文。我的书写与您的阅读(或加上回应):这第一次的「满百」就以这种「野生」方式来纪念吧。既然「纪念」之最基本要素是心智活动,反璞归真也不错。顺便也藉此丢个瓶中信给100年后的台湾人。

这个「百年纪念」亦是纪念「台湾人对日抗战结束」。虽然结局是失败,但是那个世代的人毕竟抵抗了将近20年,虽败犹荣。特就原住民而言,「虽败犹荣」是双重的:前后延续近三世纪的抵抗至此一併暂时划下句点。所以,这个百年纪念同时是一种双重致敬:既是向那些在1895-1915年间冒死保卫家乡的人们致敬,同时更是向N个世代的英勇原住民致敬。

「致敬」应该只是个起点,因为(这段)历史并未结束。100年前,共领有半个台湾的众多原住民部落在十几年之内相继丧失其主权地位,全部被骤然拉进一个远比其部落广大且强势的政经格局。于今犹存的各种「原住民问题」大多在当时即已种下了远因。历史强将他们纳入一个不平等的族群关係结构,同时创造了涵盖此构造的全岛政治空间结构。是以,所谓的「原住民问题」不能只被视为经济社会问题,而必须同时被列为政治问题。

虽然始作俑者是前人,国家的主人们既然拥有这个以剥夺原住民主权而造就的完整空间,就必须相对地概括承受相关的道德责任。很多出现在「社会新闻版」的原住民故事一旦被置入这个历史视野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深藏其中的是不容我们迴避的政治问题。同样地,在这个视野中,义助弱势原住民的爱心(对「偏乡」的捐助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此类)也多了一层历史意义。

这个「历史意义」看似非属必要,但是其实深深涉及「我是谁」的基本问题。每一个人都置身于历史的纵深、且不免横向地连结到社会关係脉络,而这个脉络的基本结构又是形成于历史之中。「我思故我在」(jepense,doncjesuis):去除思考等于自我作废;去脉络化地思考「我是谁」,这无异于把自己丢入外太空之中。纪念也好,捐助也好,全离不开人类这个最基本的心智活动:这种无形的活动决定着那些有形的行动之丰富/贫乏程度。

纪念台湾全岛一统格局之初成,这不免会引导我们去回顾这个岛屿及其住民的历史、认识这个历史过程如何改造人文地理空间、从而更深入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与社会。迥异于那些已闭锁于遥远时空中的人事物,这些是活生生的,并且紧紧地跟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缠绕在一起。

是为誌。是为誌念。

§ 柯志明,《番头家:清代台湾族群政治与熟番地权》,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1。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ublish/bk3/bk3.htm

§ 郑安晞,《日治时期蕃地隘勇线的推进与变迁(1895-1920)》,博士论文,台北,政治大学民族学系,2011。http://www.ntl.edu.tw/public/ntl/4216/%E9%84%AD%E5%AE%89%E6%99%9E%E5%85%A8%E6%96%87.pdf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推荐

发现更多